1885年，一艘小渔船载着一位中年人，沿着黄浦江缓缓靠岸。他叫盛宣怀，甲午战争刚打完，大清国输得底裤都不剩。这位洋务派干将望着上海滩的灯火，心里憋着一股劲——“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他不知道的是，他即将创办的这所学校，会在100多年后变成五所顶尖大学，遍布大半个中国。这五所学校都叫“交通大学”，它们校徽相似、校训相通、校庆同天——甚至校门上的四个字，都是从同一块匾额上拓下来的。
交通大学老照片
今天的五所交大，已经长成了各自的参天大树：
上海交大，以船舶、机械、医学、商科驰名中外，闵行校区比澳门还大；
西安交大，传承西迁精神，能动、电气、力学全国顶尖，是西北高教的一面旗帜；
西南交大，土木、轨道交通一骑绝尘，全国地铁和高铁线上，到处是“唐院”人的身影；
北京交大，经管、信息、运输工程三足鼎立，是轨道交通运输领域的“黄埔军校”；
台湾新竹交大，电子、光电、信息蜚声国际，是全球半导体产业的重要人才摇篮。
盛宣怀
你可能会问：为什么全国有这么多“交大”？这些“交大”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今天，我们就来把这份跨越130年的“交大家族族谱”，从头到尾给你扒个清楚。
源头：两条“铁轨”并行，一个甲午烽火催生的交大鼻祖
故事要从1896年说起。这一年，大清国输掉了甲午战争，《马关条约》的丧权辱国还在刺痛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盛宣怀深知，要想强国，先得搞交通，要想搞交通，先得有人才。于是在同一年，他在上海创办了南洋公学，这就是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的前身。
几乎在同一时间，北方也动工了。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成立，这就是西南交通大学的前身。而1909年，为了维护中国铁路路权、培养铁路管理人才，清政府在北京创办了铁路管理传习所，这就是北京交通大学的源头。
看懂没？从一开始，就不是一棵大树发五根，而是好几根藤蔓各自生长、各自壮大。
它们有共同的时代背景——甲午战败、救亡图存；也有共同的学科基因——铁路、电信、土木，全是当时中国最“硬核”的实业。
南洋公学
那后来它们是怎么走到一起的？这就要说到一个人。
相遇：叶恭绰的“交大合体梦”，一个被军阀混战打碎的理想
1920年，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叶恭绰发现了一个问题：交通部旗下有四所学校——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南洋公学后代）、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山海关后代）、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和北京邮电学校——各搞各的，专业重叠，资源浪费。
“你们四个给我合并成一家大学！”
于是，1921年8月1日，“交通大学”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了中国教育史上。叶恭绰亲自兼任校长，下设沪、唐、京三校。
那一刻，四股力量第一次拧成了一股绳。
叶恭绰当时的构想不亚于今天要合并清华和北大——他要打造一所东方MIT，工管结合，向欧美看齐。他甚至在全国率先设立了董事会，引进了现代大学治理制度。
然而好景不长。1922年，直奉军阀开战，亲奉系的交通总长梁士诒内阁垮台，叶恭绰被迫流亡海外。他一走，“交通大学”立刻被拆回南洋大学、唐山大学和北京交通大学三所学校。
第一个“交大共同体”，只活了一年。 但这短短一年里种下的“交大”种子，却再也没有消失过。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再次将三校合并，统称“国立交通大学”，下设上海本部、唐山工程学院和北平铁道管理学院。这一次，铁路修得更稳固了——但“分分合合”的剧本，才刚刚演到中场。
“交通大学北京学校”的校门
裂变：一场“西迁”让兄弟两地生根
真正让“交大家族”开枝散叶的，是1956年那场轰轰烈烈的西迁。
1955年4月6日晚上，上海徐家汇，时任交大党委书记兼校长彭康接到了一个来自北京的长途电话。电话那头只说了几句，却足以改变数万人的命运——中央决定：交通大学迁往西安。
消息一出，整个校园炸了锅。上海，十里洋场，灯红酒绿；西安，黄土高原，风沙漫天。留下来还是去西部？这是一道摆在每个人面前的选择题。
“向科学进军，支援大西北！” 第一批西迁专列的车票上印着这10个字，也印着一代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
那趟列车的乘客里，有57岁的“中国电机之父”钟兆琳教授。总理都劝他留在上海治病，他却把病妻托付给亲友，自己登上了西行的火车。到西安后，他天天吃集体食堂，在一片空地上建起了全国高校第一个电机制造实验室。
还有38岁的陈学俊教授，中国锅炉专业的创始人。临行前，他和妻子把上海的房子无偿上交，带着四个孩子毅然西行：“既然要扎根西北，就不要对房子有牵挂”。
据统计，当时交大在册教师737人，迁到西安的有537人，占70%以上。17位党委委员中有16位举家西迁。这不是“搬家”，这是一场“移植”——把一棵长了60年的参天大树，连根拔起，栽到黄土高坡上。
1956年9月10日，西安新校址如期开学，3900多名学生没有因为迁校而耽误一天课程。而留在上海的造船系、部分机电专业，则继续扎根原址。
1959年7月31日，国务院正式批准：交通大学上海部分定名“上海交通大学”，西安部分定名“西安交通大学” 。
从此，一母同胞，各立门户。
花开五枝：台湾新竹“再续前缘”
故事还没完。1949年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后，一部分交大校友和教育界人士心有不甘——交通大学在大陆延续，在台湾也不能断。
1958年，在美交大校友赵曾珏等人的推动下，交通大学在台湾新竹“复校” ，先是设立电子研究所，1979年正式恢复“国立交通大学”校名。
台湾新竹交大以电子、信息学科见长，被誉为“台湾的MIT”。它与上海、西安、西南、北京四所交大一起，组成了今天海峡两岸“五校同源”的格局。
如今，五所交大共同成立“交通大学校友总会”，每年校庆同一天举行，校徽上都有着铁砧、铁锤和书籍的经典图案。2025年，五校还在上海齐聚一堂，共同迎接130周年校庆。
当然，西南交通大学的校徽至今仍保持着相对独立的传统设计，因为它的前身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本身就是中国第一所工程高等学府，土木、矿冶独树一帜，素有“东方康奈尔”之美誉。
而北京交通大学则以“铁路管理传习所”为源头，是中国近代铁路管理和电信教育的策源地。1950年，毛泽东主席亲笔为“北方交通大学”题写校名，这份殊荣至今仍被交大人铭记。
校徽
归宗：“饮水思源”四个字，藏着一个家族的密码
如果你去过任何一所交大，你一定见过那四个字——饮水思源。
1926年，交大30周年校庆，校友们捐了一口自流井，刻碑“饮水思源”。1933年，学生们又在宿舍前立了一座以校徽为中心的喷水池，同样是这四个字。后来，这四字成了所有交大人共同的精神图腾——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
五所交大，一脉同源。 不管你走进上海徐家汇校区、西安兴庆宫对面、成都九里堤、北京西直门外，还是台湾新竹光复路，你都能找到同样的校训碑、同样的齿轮校徽，甚至同样的图书馆名字——钱学森图书馆。因为钱学森是交大1934届校友，是所有交大人共同的骄傲。
五所交大的英文校名至今都叫 Chiao Tung University，而不是用拼音 Jiaotong。这不是固执，而是一种“身份认同”——哪怕隔着一湾海峡，我们依然是一家人。
1980年，交大1940届校友、著名电脑专家王安回国参加84周年校庆时，第一次提出 “五所交大是一家” 的口号。40多年过去，这句话已经成为两岸五校共同的信条。
而站在今天的视角回看，“交通大学”这个名字，其实也有三层深意：一是它曾隶属交通部和铁道部超过30年；二是它的专业始终围绕铁路、土木、电机、电信；三是它的毕业生大多服务于国家交通事业。“交通”二字，既是校名，更是使命。
参考来源：
上海交通大学校史网：《交大的创建与盛宣怀的爱国》
澎湃新闻：《涨知识｜五所交大，辈分关系怎么算？》
人民政协报：《五所交大是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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